入世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的对外开放对我们这个经济转型的国家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吸纳新的文明因素和外来优秀的文明成果来成就大一统的华夏文明，这是中国入世后所有的华夏人、文化战线上的人最核心的问题。 
　　各位女士，各位来宾，下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中国文化产业论坛，谈谈入世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于中国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对外开放的问题，我想简单谈一谈中国在复关问题中文化作为服务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进行谈判的。诸位知道中国复关的谈判从1986年7月10日直至去年12月11日，自94年底，GATT被 WTO所替代，关于服务贸易领域内金融、保险、证券投资、电信以及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文化的谈判是一步步向前推进的。文化作为一项产业对外开放开始并不是谈判的焦点。当时在乌拉圭回合的后期中，即1993年前后，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在美国与法国之间争吵得一塌糊涂，文化开放在整个WTO的谈判的框架中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中国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如何将文化资源变为文化效益，成为文化出口大国，这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虽然我们的文化很兴盛，但作为一个产业而言只是近几年的事，所以我们在1999年的中美谈判中文化才逐渐成为了一个谈判焦点，而事实上我们本想集中精力解决像基础电信、增值电信、银行业中的人寿保险对外开放的问题，这些是我们谈判的核心，即合资企业谁控股的问题。 
　　文化涉及的范围很广，一般包括我们常说的传媒等，我们在谈判中主要谈到的是音像制品的销售、租赁问题，至于音像制品的合资制作和生产我们是没有谈到对外开放的。第二我们谈到了合资改造电影院的问题，即入世后三年内中方控股，但能否合资改造电影院我们没有具体谈到。第三个方面我们谈到了进口美国大片，这个谈判非常艰苦，我们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同意在入世后从第一年起5部，然后慢慢7部、10部进口大片，但这是理论上的分析，实际中还要取决于中国在这方面有无市场需求，如果没有需求，我们就不能像承诺的一样进口。 
　　我今天不想就谈判的细节展开，而主要以谈判为切入点，谈一下谈判的十四年中，观念的转变。在第一个六年第一、第二个阶段我们主要是与关贸总协定的主要缔约方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的磨合、甚至磨擦、碰撞，一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不服谁的状态。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指引下，我们与美国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关于贸易体制的解答和答疑阶段。中国的代表团一开始并没有感觉到市场化的改革，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中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是感觉到别人对我们的要价太刻薄，因此此前的谈判我们双方都找不着北，我记的很清楚我们当时在解答什么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什么叫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什么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我们把这些翻译成再漂亮的英语，美国等代表都如坠雾里，听不懂究竟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是不是搞市场经济。在座的先生们、女士们都知道，在1992年10月之前，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之前，我们是无论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搞市场经济的，虽然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之久，但正式的文件没有出台。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十四年零六个月的谈判归纳总结一共就八个字，前六年是“市场经济”，就是承认中国是搞marketing economy 还是planed commodity economy，关于“市场开放”我们又花了近八年解决中国在确立市场经济以后市场、农业、工业、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方面是如何对外开放的。 
　　为什么中国入世的谈判如此之艰难？为什么中国复关入世的谈判如此之特殊？为什么这场谈判在国际国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因为这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贸易的谈判，更是反映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民在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法制经济、什么是开放经济这一系列重大课题方面发生的磨擦、争端、纠纷甚至是碰撞。孔夫子有一句话，用我的理解就是诚实善良的沟通可以使任何矛盾、任何纠纷化为同流。没有磨擦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这种磨擦是按照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规则来解决的，通过诚实善良的沟通和交流最终能够达到一种融合，达到一种发展。 
　　文化的对外开放对我们这个经济转型的国家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吸纳新的文明因素和外来优秀的文明成果来成就大一统的华夏文明，这是中国入世后所有的华夏人、文化战线上的人最核心的问题，即将我们伟大的文明成果与世界的文明成果能够对接、融合、沟通、交流，最终使我们的文明注入新的因素。我不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也不是文化产业开发的专家，只是一个在中国入世谈判一线时间比较长的人，通过在美欧两大陆飞来飞去认识到文化作为一项产业对外开放的紧迫性和紧要性。我简要从七个方面来谈一谈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到了非开放不可的地步了。 
　　第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谈到改革开放的深化时经常提到一些词“观念问题”、“体制问题”、“深层次问题”，谁也没有问过什么是“观念”、什么是“体制”、什么是“深层次”，没有深究。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由于落后的文化导致了落后的观念，落后的观念导致了落后经济运作模式和管理体制，我所说的经济运作体制是指中国管理经济生活的运作方法，不是指别的。落后的经济管理体制导致了我们目前改革面临了这么大的困难，很难往前走，很难深化。所以文化的对外开放虽然不能孤零零的先行，但在目前的形式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国内的文化产业人开放，这对我们解决观念因素、体制因素和所谓深层次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从我们现实国家改革开放的要求看，文化的对外开放必然提到了议事日程。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小农经济、封建专制主义和儒家思想三位一体形成的一个牢不可破的铁块，如何打破这种文化？要使这种文化的铁块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吸收新的文明因子——开放、进取、法律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契约意识——注入到中国的文明中去，使中国的文明从过去的封闭走向开放，从感性有余，转而为理性有余，由人制转为法制，由怀旧到进取，由防守到融入，由守旧到创新，必须实行文化的对外开放。 
　　第三，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经历了新中国诞生后的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文化作为一项产业对外开放，才能将我们长期被斗争、被运动和文化的浩劫扭曲的思想、心灵、灵魂直立过来。经常有人问我ＷＴＯ究竟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我说到，正是由于我们长期形成的复杂的大脑使我们把复杂变成简单。大家看ＷＴＯ中的“Ｔ”就是一横一竖，非常简单，我们长期与美国人谈判，美国人的大脑就是大智若愚，他们考虑问题一根筋，钉是钉，铆是铆，单刀直入，穷追猛打，非常直接。ＷＴＯ三个字代表了从复杂到简单，最终走向了opportunity，或者是open，也可以说是圆满，中国经济的圆满。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不正常的、不和谐的、不自然的关系转变过来，确立人的自然、乐观、质朴的心态，才能从复杂走向简单，从简单走向中国经济振兴的美满，这就是文化开放深层次的内涵。这种转变的最终目的是确立中国非常亟需的诚实、守信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人文基础，即诚信社会。 
　　第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文化人的心态，无论是管理阶层还是实施者阶层，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再过几年开放也不迟，现在不用着急。我不赞成这样的观念。因为１９９４年关于中国电信是否对外开放的问题，由于大家争论，使我们落后了七年的开放时间，丧失了七年的主动权，如果我们从１９９４年就开放我们的电信业，在座的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七年的准备是否会更充分，我担心我们文化产业的开放不要重蹈电信业开放滞后的覆辙。 
　　有一种驼鸟思想，以为我只要捂住，不对外开放，别的文化对我就没有什么冲击。全球化的经济必然带来全球化的文化，有很多学者不赞成这种观念——culture globalization，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论中国的学者如何认识，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全球化同样是不可逆转的。反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没有文化的开放和文化融入，要使中国的经济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并成为世界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是暂时的。文化的融入、开放非常关键。 
　　第五，信息传媒文化传播的多元化，造成文化传媒传播内容的多元化、接受主体的多元化、文化影响与波及面的多元化，单纯靠那种封闭、封锁、限制、禁锢或试图驾驭，单一渠道说都是确保不了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只有在开放和发展中才能获得。发达、文明、健康、时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以发展为本、以民主为本的意识形态是不怕任何外来文化的冲击，除非你的意识形态不合时代发展的时宜。封闭对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暂时的，特别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需要全球化的管理的体制下，早开放、早主动。 
　　第六，在谈判中我谈到了自然人的流动。美国朋友和欧洲朋友私下开玩笑，说自然人的流动多是著名的牙医、会计师、摄影家、导演、名模、名演员，或者是著名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去服务，但中国那些属于封建迷信的这个“公”那个“师”我们不要。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文化产业的开放可以消除中国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和各种大师的横行，要确立中国人民主、科学的思想和理性。为什么这个“公”那个“师”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都是想成为精神的暴发户，想不通过劳动、不通过锻炼使自己万寿无疆，这种封建思想迷信的残余在当今的中国只有通过文化的对外开放，吸收人家理性的因素、法制的因素、科学的因素、格物致志的因素才有利于我们消除这种残余。 
　　最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讲。如果要将中国文化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必须首先将文化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之所以叫“industry”，是因为产业发展有其内存的规律，绝不是靠过去那种图书馆馆长、文化站站长那样的个人。作为一项产业，必须要倡导管理阶层，类似工商管理硕士的阶层。我想转达的信号是，先进的生产力必须有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如果生产关系暂时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这就是我们改革了２３年的艰苦卓绝的任务，改革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生产关系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的观念和文化形态，文化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促成我国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先进生产关系的确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与有效具体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完全相吻合的。 
　　目前文化产业开放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认为中国一旦把文化作为一项产业对外开放，传统文化就不堪一击。我们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向了中学西学互为体用的理论，但是从来就没有真正正确对待外来的文明成果。还是小平同志伟大，在１９９２年讲了一句话——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的优势就是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我们的传统文明与世界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什么必然的矛盾和冲撞，相互孤立的思想要在文化的对外开放中逐渐纠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大一统的华夏文明同化功效是很强的。我现在担心ＷＴＯ的国际规范再好，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如果我们文化产业人不能认真对待ＷＴＯ这套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而将这种被世界普遍遵守的规则同化掉了，这才是我最大的担心，也许我的担心有些杞人忧天。 
　　第二，我们一谈到文化的对外开放，就涉及到我们的版权、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这些新兴的产业概念纳入法制保护或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中，会增加我们文化单位、文化经营者的成本，不利于文化的发展。这种观念残存着那种不靠自己的发明创造，不靠自己的有效产权、版权的保护，总想依赖别人的发明创造坐享其成的理念。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树立中国人对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的保护理念。 
　　第三，我们总感觉到自己是有四千年文字记载的悠悠文明古国，我们是资源非常丰富的文化大国，我们自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如何把文化的资源这一比较优势，上升为文化产业发展和竞争的比较优势，这其中有一个漫长过程，不容易！上述这种观点是一种守株待兔的思想。 
　　第四，文化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完全是商业化、市场化之路。市场需求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东西，但有一点，市场不需求的东西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东西，这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第五，永远不相信外来文化，永远带着有色眼镜看外来文化。这是由于我们长期的一种说教，认为吸收外来的文明成果就担心被西化或欧化。回想二十年代胡适先生的一句话，我们不叫西化，不叫欧化，叫世界化行不行？我最近用的一个词是文明化，中国人民走向幸福、繁荣，需求发达、健康的文化，不是一种西化的因素，而是一种文明化（civilization），否则就会缩手缩脚，寸步难行。 
　　第六，很多文化产业领域的管理者特别是中层领导，虽然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有了共识，但是为什么迟迟不拿出行动，关键是还有一种观念在束缚着我们，认为文化产业开放超前了。美国去年文化娱乐业对外开放的贸易出口总额750亿美元，早已超过美国汽车和航天工业的出口总值，日本人在1993年的文化娱乐业产值已经超过了汽车，英国人在去年文化娱乐业产值600亿英镑，吸纳就业人口5%，美国已经达到6%，人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二、三十年的过程了，我们何谈中国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超前？在我们这块土壤上培植出正常的思维和与时俱进的思维已经很不简单了，何谈超前？这种超前是相对于极为落后的思想观念而言的。 
　　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肯定有磨擦碰撞，但这不是坏事。过去老死不相往来，没有磨擦，美国人不关心中国的人民币是否贬值，中国人也不曾关心华尔街的股市、道琼斯股票是上扬还是下跌。现在美国的朋友也关心中国的人民币，这说明中国的文化在日益走向世界。不打不成交，没有碰撞就没有融合，没有融合何谈发展？没有发展何谈中国民族的未来进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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